刘元是他们三个人中最早成为男人的。荔枝公园落成后，立刻成为低档妓女的交易市场，每当夜幕降临，这里总是特别热闹，有溜冰的，有跳舞的，高尚的人们合唱《党啊亲爱的妈妈》，不高尚的民工们坐在旁边打牌赌钱，赢个二三十块就能吃顿鸡煲。在黑黝黝的荔枝树下，总会站着一些年龄不详、面孔模糊的女郎，有含蓄的，象寂寞的闺中少女：“靓仔，聊聊天吧?”有粗鲁的，性感得犀利无比，“大哥，操逼不?100块。”刘元1993年遇见的一个象是卖旧货的奸商：“打飞机20，上床150，包夜300，要不然，把你的旧电视给我吧。”

就在这里，在这个散发着热带气息的公园里，刘元用100元的代价，轻轻走过了自己的纯洁年华。

他那时刚刚跳槽到第四家公司。在此之前的经历，简直可以说是一段血泪史。刘元的第一份工作足足找了四个月，四个月里他每天都到人才大市场报到，象没头苍蝇一样挤来拱去，满脸谀笑地递上简历，一脸羞红地缩回双手。招聘人员不管职位高低，一律硬梆梆地板着脸，翻着雪白的双眼，状如阎王殿前的便秘小鬼，“有工作经验吗?…没有?下一个!”有一次一家贸易公司招聘业务员，刘元奋力挤进人墙，刚要跟招聘的肥佬打招呼，那厮一看他拿的是《毕业生推荐表》，立马不耐烦地挥手，象撵猪一样往外轰他：“刚毕业的，去去去!”气得刘元差点吐血，狠狠地跺了一下脚，凶猛地拱了出来，牙齿咬得咯咯作响，恨不能咬谁一口。

刘元刚到深圳时住在上沙村，那时的上沙村还是一条黄土路，一下雨就满身泥点，看谁都象被我军俘虏的越南特务，刘元在他老乡的床上挤了十六天，最后实在受不了摔碟子打碗的逐客暗示，怀一腔怨恨拂袖而去，扛着两个大编织袋搬到蔡屋围的廉价旅馆，跟一帮脚臭得熏死臭虫的河南人睡在一屋，有一天一个叫赵康东的南阳农民坐在他上铺剪脚趾甲，刘元在人才大市场碰了一天钉子，心中烦燥无比，闷闷不乐地泡了一碗华丰三鲜伊面，刚吃了两口，一片硕大无比的、黑乎乎的硬壳就从天而降，不偏不倚地落进碗里，刘元当时就炸了，一跃而起，劈头盖脸地把那碗面扣到了赵某人头上，一边带着哭腔喊：“太欺负人了!我杀了你，我杀了你!”

那天刘元被打得鼻青脸肿，从那以后，他睡觉时就会在枕头下放一把刀。

十年后，刘元成了大陆最著名的策划人，《商潮》杂志称他是“经营大师、企业良医”。有一次在华南卫视作访谈嘉宾，那位家喻户晓的美女一脸媚笑地问他：“刘先生，在您的奋斗历程中，最让您感到骄傲的是什么?”刘元沉思了一会儿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那就是：坚持。十年来，不管多苦多累，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。”刚说完，台下就响起了一片经久不息的掌声。

聚光灯下的经营大师显得有些忧郁。一片欢呼声中，他突然想起了多年前的那个夏日午后：年轻的刘元站一片花树中间，双眼明亮，一身洁净，对那个同样年轻的 韩灵说：“我尊重你的选择，但你记住，我会一直等你。”

因为韩灵，刘元几乎爱上了 肖然。他不止一次在心里比较两人的优势：他是城市户口，父母都是教师;肖然家在农村，爹妈都在修理地球;他身高1米77，肖然1米76;他是著名的校园诗人，肖然只会踢足球，还踢得不好;他有两套西装，一套阿迪达斯运动服，肖然只穿得起拳王内裤，校外小摊上买的，3块钱一条;他除了眼睛小点，五官还算清秀，肖然一嘴四环素牙，脸上遍布雀斑。比较来比较去，他都觉得韩灵无论如何应该爱上他，而不是那个土了吧叽的肖某，所以只能怪韩灵瞎了眼。

肖然来深圳，他也来深圳。肖然每周给韩灵打一次电话，他工作不稳定，也会隔三岔五地跟韩灵联系一下。不争取就没有机会，他总这么想。直到韩灵毕业来到深圳，这个梦才算彻底醒了。那个夜里，他眼睁睁看见韩灵从火车站走出来，和肖然拥抱在一起，眼睁睁看着他们依偎着走进楼门，韩灵一边咯咯娇笑，一边紧紧搂着肖然的胳膊，然后那盏灯亮了起来，刘元徘徊楼下，心中欲悲又喜，几次想高声呼喊，话到嘴边又憋了回去。在一片喧闹之中，那盏灯无声无息地熄了，刘元想象着他们正在做的事，想象着韩灵此刻的神情和状态，心象是跌到了谷底，晃了两晃，无声地坐到了地上。

然后就去了荔枝公园，有人跳舞，有人唱歌，他拖拖拉拉地往黑影里走，几个女人上来招呼他，他象没听见一样，一步一顿地走过，象一个鬼气森森的影子。是在哪棵荔枝树下?那个满脸皱纹的东北女人问他：“靓仔，玩一会儿不?100块就行。”刘元刚想说“滚”，突然心中热血翻滚，一生的际遇喷薄而来，他颤抖着伸出双手，一把将她按到在地上，那女人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刘元就凶猛地压了上去，这时微风轻拂，木叶婆娑，月亮象含泪的眼睛，正被猛烈摇晃着的女人听见身上的男人低低地喊了一嗓子:“韩灵!”